东西问 | 龙迪：如何破解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悖论”？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实现生态环境的快速改善，中国自身的改变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重大，已经作出了“中国贡献”和“中国智慧”。

中新社记者：张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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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领过去十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爱知目标”以失败告终。在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上，与会各方冀望制定、通过和实施一个强力、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框架”），以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并确保最迟在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

人类活动已经改变了75%的陆地环境，66%的海洋环境受到影响，全球四分之一的物种正遭受灭绝的威胁。“生物多样性保护刻不容缓，COP15也许是自然给人类最后的修正机会。”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中国办公室首席代表龙迪（Dimitri de Boer）在中国从事环保工作近20年。此次作为COP15与会嘉宾，他奔走于各个主题会议，与参会嘉宾交流观点。

资料图：10月12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在云南昆明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中新社记者 刘冉阳 摄

由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长期“欠账”，如何确保“框架”落到实处？发展中国家如何更好地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发达国家应承担何种责任？龙迪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问题一一解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生物多样性公约》签署已有30年时间，为何没能在国际社会获得足够重视，并取得实效？

龙迪：《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全球第一个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公约，于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迄今已有196家缔约方。《公约》首次让不同利益的人聚在一起，共同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危机。

与《巴黎协定》不同的是，气候变化问题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为一种“风险”，气候变化广泛影响生态系统，如冰川退缩、冻土层融化、海面上升、极端天气增多、森林火灾和粮食安全等问题，世界各国都有直观且显著的感受。

但生物多样性保护一开始只被视作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所兼顾的工作，而未被当做需要迫切应对的“风险”。加之其概念的复杂性，有时很难向政治家和普通民众传达，长期只在环保领域内推进，实施力度不足。另外，生物多样性保护更多是区域化的，不以国家为单位，因此争议较大，目标难以量化和追溯。这也是导致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制定的20项“爱知目标”最后未能完全实现的主要原因。

值得欣慰的是，从政府、到学界、再到公众，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紧迫性，并前所未有推动其主流化。我在中国，这方面感受尤为明显。

资料图：当地时间2021年9月16日，格陵兰岛，实拍雅各布港冰川。

中新社记者：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但却往往没有足够的资金、技术进行保护，应如何破解？

龙迪：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典型悖论：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与国家实力分布呈相反态势。

国际环保组织划定的全球34个物种最丰富且受威胁最大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绝大部分位于发展中国家，基本都面临破坏生物多样性发展经济的困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COP15上指出，到2030年，全球生态系统崩溃每年可能造成近3万亿美元的损失，受最大影响的将是一些最贫穷、负债最重的国家。因此，当前发展中国家有强烈的“保护”意愿，但资金、技术、人才、经验等均无法提供相应支持。

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但其生物多样性丰富度相对较弱，且有些地区多样性已破坏殆尽。比如我的祖国荷兰，因为人口密度极大，曾经对大量沼泽湿地进行农业围垦，原始森林遭到大量砍伐。据荷兰媒体报道，自1990年至今的30余年间，荷兰已有近半的生物消失。德国、英国、法国、丹麦等国家也存在同样问题。因此，发达国家的关注点更多在于“修复”。

资料图：武夷山国家公园云海松涛。王东明 摄

中新社记者：从以往经验看，应如何破解这一悖论？

龙迪：首先，需要各国统一认识，必须把保护生物多样性置于经济发展的关键位置，以牺牲生物多样性换取的发展无异于饮鸩止渴，日后为修复破坏所造成的代价是不可预估的。在此基础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共同做出努力。13日通过的“昆明宣言”体现了各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政治决心，这让人信心倍增。

其次，要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当前，欧盟、中国、日本等有能力、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正积极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来，单边主义正在被多方合作逐步取代。

再次，要推行绿色贸易，构建绿色价值链，尤其是消费能力较强的发达国家，以此降低为获取经济利益而毁坏生物多样性的驱动力，从根本上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通俗地说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举例来说，造成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其中一个驱动因素是，人类破坏热带雨林，生产大豆、棕榈油、牛肉、纸浆和木材等软性商品。今年9月发布的《第二次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联合新闻公报》强调，“双方同意加强在森林资源保护及可持续管理、可持续供应链、打击木材非法采伐及相关贸易领域的合作，以支持减少全球毁林。”

第四，要从自然中寻求解决方案，平衡保护与发展。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公众能够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获利，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正加快构建国家公园，相信会吸引国内外众多游客前往，政府只要规划如何让更多的当地民众从中获益。

此外，经济支持是不可忽视的领域。到2030年，估计每年支持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资金需求在7000亿至10000亿美元。但目前全球每年生物多样性融资估计仅为1430亿美元，缺口巨大。中国将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可谓一剂“强心针”。《巴黎协定》中，发达国家每年支持发展中国家1000亿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希望“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也能达成相关共识。

资料图：在海南五指山自然保护区热带雨林拍摄的猕猴。骆云飞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作为COP15主席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什么作用？

龙迪：中国应该成为连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桥梁，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起到引领与示范作用，同时对发达国家起到带动作用，推动双方形成合力，更好地落实“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近几年，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实现生态环境的快速改善，中国自身的改变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重大，已经作出了“中国贡献”和“中国智慧”。

也许很多人认为，由于政治体制和国情的差别，中国的经验是难以复制的，但实际并非如此。中国正采用世界一流的方法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结合了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灾害风险预防价值，最终划定了从偏远地区到人口密集地区所有范围内的生态保护红线，各地区的经济效益也是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其中一项依据。COP15上，多国呼吁，到2030年实现保护和养护30%的陆地和海洋面积，为此，许多国家都需要科学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中国的经验就有借鉴意义，且中国已承诺向其他国家分享相关经验。

中国在海外投资和贸易领域也在加速转变，最近出台的《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强调了投资项目的环境保护，鼓励企业加快融入全球绿色供应链，实施绿色采购，以及购买环保产品和服务。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也取得积极进展，更多地支持项目所在国的新能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治理等，促进低碳、有韧性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有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发达国家间谁能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一种竞争。中国在环保领域的积极作为对发达国家会起到刺激和带动作用，促成各国形成一种良性竞争机制，激励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中把更多精力投向全球环保领域。

受访者简介：

龙迪（Dimitri de Boer），克莱恩斯（ClientEarth）欧洲环保协会中国办公室首席代表、中欧环境合作项目主任。龙迪还兼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特邀顾问、外方首席顾问工作组成员。龙迪2003年起来华工作，此前曾先后担任中国-欧盟环境治理项目欧方执行主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署中国地区办公室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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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玉素